大足石窟,大足石刻有什么艺术特色

重庆市的大足石刻以其规模宏大、雕刻精美、题材多样、内涵丰富和保存完整而著称于世。它集中国佛教、道教、儒家“三教”造像艺术的精华，以鲜明的民族化和生活化特色，成为中国石窟艺术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史料，从不同侧面展示了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中国石刻艺术的风格和民间宗教信仰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石刻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具有前代石窟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许多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对大足石刻宠爱倍加。　
　　大足石刻是大足区境内主要表现为摩崖造像的石窟艺术的总称。大足是石刻之乡，全县有40多处石刻，造像达5万多个。其中最著名、规模最大的有两处，一处叫宝顶山，一处叫北山。这两处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我国晚唐以后石窟艺术的代表作。大足县是重庆市所辖郊县，始建于唐乾元元年（758年），以“大丰大足”而得名，是驰名中外的“石刻之乡”、“五金之乡”，全国首批甲级开放区，国家确定的长江三峡旅游县的起点，全国生态农业先进区，重庆市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大足区历史悠久，人文景观、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区境内石刻造像星罗棋布，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摩崖造像多达75处，雕像5万余身，铭文10万余字。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大足石刻其规模宏大，刻艺精湛，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在我国古代石窟艺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国内外誉为神奇的东方艺术明珠，是天才的艺术，是一座独具特色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宝库，是一座开发潜力巨大的旅游金矿，是旅游观光的上佳去处。

　　大足石刻开凿于唐永徽元年(公元650年)，盛于宋代。现存摩崖石刻造像5万余尊，铭文10万余宁，遍布100多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北山(包括北塔)、宝顶山、南山、石门、石篆山石刻，是大足石刻中规模最大艺术价值最高的石刻造像代表。
　　石刻以佛教造像为主，兼有儒、道造像。具有石窟造像的特征，属于石窟艺术的范畴。早期的“庙宇殿堂”式结构，完全是摩崖造像，如大佛湾造像全都裸露在外，与山崖连成一片，给人一种非常直观的感觉。突破了一些宗教的约束，使造像更具人性化。雕刻形式有圆雕、高浮雕、浅浮雕、凸浮雕、阴雕五种，但主要以高浮雕为主，辅以其他形式。不仅有不计其数的各阶层人物形象，以及众多的社会生活场面，而且还配有大量的文字记载，是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

大足县位于四川盆地东南，距成都270千米，建县始于唐乾元年间(758～760)，其县取名“大足”为“大丰大足”之意。大足石刻开凿于唐永徽元年(650)，历经晚唐、五代，盛于两宋，延续于明清，现有公布文物保护单位的摩崖石刻造像5万余尊，铭文10万余字，遍布大足县100多处地点。大足石刻以佛教造像为主，兼有儒、道造像，有着不同于早期石窟艺术的特征。


在大足县众多的石刻造像群中，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造像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们无疑是其中规模最大、艺术最精美、最有价值的代表。


北山石刻距大足县城北0．5千米，开凿在北山之巅，长度超过500米，形若新月，龛窟如蜂房，分南北两区。有营盘坡、观音坡、北塔寺、佛耳岩等5处。造像细腻精美，技艺娴熟巧妙，雕刻石像近万尊。除部分碑刻、塔幢和浅小龛窟残毁外，其余均保存完好。


北山佛湾中部集中了北宋雕塑造像的精华。由于当时菩萨信仰盛行，因此，这些造像中最优秀的作品大多是菩萨像。由于观音这位阿弥陀佛座下的上首菩萨，极具慈悲心，只北山第136石窟普贤菩萨要口诵其名号，就会化难成吉，因此大受人们信仰奉敬。因而，在北山菩萨造像中，华土式的女性观音菩萨尤为出色，这是佛教在市民文化熏陶之下更加世俗化的结果。唐代的观音菩萨造像如同贵族名媛般雍容尊贵，到了宋代，观音菩萨们则带上了平民女性的仪态风神。


大足地区险峻山崖上的这些石刻以其极高的艺术品质、丰富的题材闻名遐迩，成为石窟建筑中的代表之作。

以大足区、潼南县、铜梁县、璧山县为范围，大足区是重庆市市辖区，始建于唐乾元元年（758年），以“大丰大足”而得名，是驰名中外的“石刻之乡”、“五金之乡”，全国首批甲级开放区，国家确定的长江三峡旅游县的起点，全国生态农业先进区，重庆市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大足区区境内石刻造像星罗棋布，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摩崖造像多达75处，雕像5万余身，铭文10万余字，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 大足石刻是县内102处摩崖造像的总称。其中75处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有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市级有尖山子、妙高山、舒成岩、千佛岩；县级有峰山寺等66处。造像1030龛（窟），约5万余尊。内容以佛教为主，道教次之，余为佛道合一、佛道儒三教合一、历史人物、供养人（又名功德主）等造像；碑文、颂偈、题记10万余字。雕刻类别主要是高、浅浮雕，少数圆雕，极个别阴线刻。 宝顶山位于大足区龙岗街道东北15公里处，海拔527.83米。宝顶山摩崖造像始凿于南宋年间，四周2.5千米内山岩上遍刻佛像，包括以圣寿寺为中心的大佛湾、小佛湾造像。以大足大佛湾为主体，小佛湾次之，分布在东、南、北三面。巨型雕刻360余幅，以六道轮回，广大宝楼阁、华严三圣像、千手观音像等最为著名。 宝顶大佛湾处有川东古刹圣寿寺，创建于南宋。庙宇巍峨，雕梁满目，坐落于势峻秀、环境幽雅的林木之中。寺侧南岩为万岁楼，是一座造型别致的二层飞檐翘角楼阁。 宝顶石刻由号称“第六代祖师传密印”的赵智凤于公元1174—1252年间南宋淳熙至淳佑年间，历时70余年，总体构思组织开凿而成，是一座造像近万尊的大型佛教密宗道场。宝顶山摩崖造像重点保护范围面积7.93公顷，一般保护范围面积37.14公顷，建设控制地带面积53.30公顷。 圣寿寺依山构筑，雄伟壮观。南宋赵智凤创建，后遭元、明兵燹，明、清两度重修。现存山门、天王殿、帝释殿、大雄殿、三世佛殿、燃灯殿和维摩殿七重殿宇，为清代重建。建筑面积1631.68平方米。大佛湾位于圣寿寺左下一个形似“U”字形的山湾。崖面长约500米，高约8—25米。造像刻于东、南、北三面崖壁上，通编为31号。依次刻护法神像、六道轮回图、广大宝楼阁、华严三圣、千手观音、佛传故事、释迦涅槃圣迹图、九龙浴太子、孔雀明王经变相、毗卢洞、父母恩重经变相、雷音图、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观无量寿佛经变相、六耗图、地狱变相、柳本尊行化图、十大明王、牧牛图、圆觉洞、柳本尊正觉像等。全部造像图文并茂，无一龛重复。 小佛湾位于圣寿寺右侧，坐南面北。其主要建筑为一座石砌的坛台，高2.31.东西宽16.50、进深7.90米。坛台上用条石砌成石壁、石室，其上遍刻佛、菩萨像，通编为9号。主要有祖师法身经目塔、七佛龛壁、报恩经变洞、殿堂月轮佛龛及十恶罪报图、毗卢庵洞、华严三圣洞、灌顶井龛等。 南山，古名广华山，位于大足区城东南方向五华里处。山顶上原有道观，名玉皇观。南山石刻造像缘起于南宋时期（公元1127—1279年），属道教造像。明清两代稍有增补。 1956年8月16日，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宣布，南山摩崖石刻属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重庆恢复直辖市以后，又被重庆评为重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处摩崖造像一共有十五龛造像。作品都以道家作品为主是南山石刻的一大特点。 北山摩崖造像始刻于唐末，至南宋结束，和宝顶山石刻同为大足石刻中最大石刻，位于大足区城北2千米的北山上。以大佛湾为中心，遍及其四周的观音坡、营盘坡、佛耳岩、北塔寺共五处。长达500多米。岩高约7米，沿崖造像。从南到北形状若新月，龛窟如蜂房。造像5000余尊。造像细腻精美，技艺娴熟巧妙。除部分碑刻、塔幢和浅小龛窟残毁外，其余均保存完好。 北山，古名龙岗山，距大足区城龙岗街道北1.5公里，海拔545.5米。北山绿树环绕，山顶有一倾斜白塔，塔下有两座大佛。北山摩崖造像重点保护范围面积7.62公顷，一般保护范围面积21.82公顷，建设控制地带面积28.15公顷。北山佛湾摩崖造像，开凿于公元892～1162年（唐景福元年至南宋绍兴）。造像崖面长约300米，高7～10米。龛窟密如蜂房，分为南、北两段，通编为290号（1～100号为南段，101～290号为北段）。其中造像264龛窟，阴刻图1幅，经幢8座。 北山摩崖造像近万尊，主要为世俗祈佛出资雕刻。造像题材51种，以佛教密宗为主，约占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其次有三阶教、净土宗等。这些造像题材都是在当时民间极为流行的，是佛教世俗化的产物，异于中国前期石窟。北山造像以雕刻细腻、艺精技绝、精美典雅而著称于世，展示了公元9世纪末至12世纪中页（晚唐、五代、两宋）中国民间佛教信仰及石窟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公元9世纪末的晚唐造像题材有12种类型，以观音及观音、地藏合龛和阿弥陀佛胁侍观音、地藏居多。造像端庄丰满，气质浑厚，衣纹细密，薄衣贴体，具有盛唐遗风。第5号毗沙门天王龛、第9号千手观音龛、第10号释迦牟尼佛龛、第51号三世佛龛、第52号阿弥陀佛龛等都是其代表作品。尤其是第245号观无量寿佛经变相内容丰富，层次分明，刻“西方三圣”、“三品九生”、“未生怨”、“十六观”及伎乐天人、楼台亭阁等；人物造像539身，各种器物460余件，保存了多方面的形象史料；在中国石窟同类题材造像中首屈一指。公元10世纪中叶的五代造像占北山造像的三分之一以上，是中国这一时期造像最多的地区，造像题材有18种，出现了药师经变、陀罗尼经幢等新内容。其艺术特点是小巧玲珑，体态多变，神情潇洒，纹饰渐趋繁丽，呈现出由唐至宋的过渡风格。如第53号的佛、菩萨像，既有唐代雕刻的丰满古朴，又具宋代造像的修长身躯。第273号的千手观音及其侍者、第281号的东方药师净土变相等，薄衣贴体颇具唐风，仪容秀丽又似宋刻。 　公元10世纪后期至12世纪中叶的宋代造像题材广泛，多达21种，尤以观音最为突出，被誉为中国观音造像的陈列馆。这一时期的作品更加贴近生活，体现了宋代的审美情趣。造像具有人物个性鲜明，体态优美，比例匀称，穿戴艳丽等特点。最具代表性的是建于公元1142—1146年间的第136号转轮经藏窟。该窟造像以恬静的面部刻划反映其内心之宁静，以玲珑的衣冠显其身份的高贵。以线造型，线面并重，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璎珞蔽体，飘带满身，花簇珠串，玲珑剔透，装饰味浓；且多保存完好，宛如新刻，被公认为是“中国石窟艺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其它如第125号数珠手观音、第113号和第133号水月观音、第155号孔雀明王窟、第177号泗洲大圣龛、第180号十三观音变相窟等都是这一时期的珍品。这些造像的形象、姿态、性格、神情以至衣褶、饰物等，组合变化丰富，刻工精美，步步移，面面观。北山摩崖造像中，现存碑碣7通。其中，刻于公元895年的《韦君靖碑》，具有补唐史的重要价值；刻于公元1163—1189年间的《赵懿简公神道碑》，系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蔡京所书，为书法艺术之珍品；二十二章《古文孝经碑》，则被史家们称之为“寰宇间仅此一刻”。此外，还存有题刻、诗词17件，造像记77件。对历史地理、宗教信仰、石窟断代分期、历史人物等的研究皆具较高价值。 石篆山位于大足区龙岗街道西南25公里处的三驱镇佛惠村，海拔444.6米。据佛惠寺《严逊记碑》记载，造像于公元1082～1096年北宋元丰五年至绍圣三年开凿而成。造像崖面长约130米，高约3～8米，通编为10号。石篆山摩崖造像重点保护范围面积0.21公顷，一般保护范围面积0.18公顷，建设控制地带面积2.47公顷。 石篆山摩崖造像为典型的释、道、儒“三教”合一造像区，在石窟中罕见。其中，第6号为孔子及十哲龛，正壁刻中国大思想家、儒家创始人孔子坐像，两侧壁刻孔子最著名的十大弟子。这在石窟造像中，实属凤毛麟角。第7号为三身佛龛。第8号为老君龛，正中凿中国道教创始人老子坐像，左右各立7尊真人、法师像。据造像记知，以上3龛造像均为大庄园主严逊出资开凿，同为当时著名雕刻匠师文惟简等雕造。 1956年8月16日，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公布，石篆山摩崖造像属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后改为重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3年4月26日，大足县人民委员会公布，千佛崖摩崖造成像属大足县文物保护单位。石篆山以老君洞为代表作。 石门山位于大足区龙岗街道东20公里处的石马镇新胜村，海拔374.1米。造像开凿于公元1094～1151年（北宋绍圣至南宋绍兴二十一年）。刻像崖面全长71.8米，崖高3.4～5米，通编为16号，其中有造像12龛窟。此外，尚存造像记20件，碑碣、题刻8件，培修记8件及文惟一、文居道、蹇忠进等工匠师镌名。石门山摩崖造像重点保护范围面积1.06公顷，一般保护范围面积1.30公顷，建设控制地带面积5.50公顷。 石门山摩崖造像为佛教、道教合一造像区，尤以道教造像最具特色。如第2号玉皇大帝龛外的千里眼像，眼如铜铃，似能目及千里；顺风耳面貌丑怪，张耳作细听状；二像肌肉丰健，筋脉显露，手法夸张。第7号独脚五通大帝，左脚独立于一风火轮上，广额深目，口阔唇厚，袍带飞扬，有来去如风之势。第10号三皇洞现存造像35身，儒雅清秀，衣纹折叠舒展，手法写实“人味”多于“神味”。第12号东岳大帝宝忏变相龛刻像98身，以东岳大帝、淑明皇后居中，反映出公元10至13世纪（宋代）东岳世家在道教神系中的突出地位。佛教题材主要有药师佛龛、水月观音龛、释迦佛龛、十圣观音窟、孔雀明王经变窟、诃利帝母龛等。其中尤以第6号十圣观音窟最为精美。 石门山石窟，刻于宋代，位于大足区城东石马镇新胜村石门山巅，因其山两巨石夹峙如门故名。其沿岩造像，共13龛窟，或仙或释、或诸鬼神、居于一区，皆玲珑万状，鬼斧神工，精妙绝伦。1996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妙高山石刻位于大足县城西南偏南方，始建于1144年。“三教”造像区，孔子、释迦牟尼、老君共一窟，造像1000多尊。 妙高山上有妙高寺，寺内存祖关通禅师石塔一座和已毁冯楫《忠诚堂诗碑》一通。寺外石岩下，有石窟造像两处，一称佛洞，一称猫猫岩，共有造像12窟。 佛洞“三教”窟，释迦牟尼佛坐莲台，下雕蟠龙，两旁有迦叶、阿难两夹待，为佛像。左壁坐像，博衣阔袖，足着靴，高合髭须，执奋，两伺者为道像。右壁坐像，圆顶，大袖，戴冕垂流，执济，左右各一侍者，为儒像。这种典型的三教窟，在大足少见，在全国更珍贵。

大足石窟中的晚唐造像主要集中在北山佛湾，现存20余龛，一半以上的龛像己风化残毁。从保存较完好的第5号毗沙门天门、第9号千手观音、第10号释迦牛尼佛、第51号三世佛、第52号阿弥陀佛、观音、地藏，以及第245号观无量寿佛经变等龛中，可以看出“人物丰腴，肌胜于骨”的造型特征，但己缺乏盛唐造像的雍容典雅。它们在对称、均衡的惯常布局中，表现出细微变化，并依据修行位确立主从、尊卑、高下、大小的比例尺度。此外，这些作品对形象和衣饰的精雕细刻，在立体的块面中圆刀、平刀互用，并大量地辅之以线刻，充分体现出中国传统造型艺术以线条为主导的审美意趣。特别是第245号观无量寿佛经变龛雕刻艺术之精美和整体画面的堂皇富丽，堪称晚唐同类题材造像的上乘之作。总的说来，大足石窟的晚唐造像已逐渐从宗教的神性化走向民间世俗化，同时也为后来大足石窟宋代造像写实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代文化具有兼容精神、创新思想、经世理念、理性态度、民族意识、平等观念等时代特点，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不仅在当时中国境内诸政权以及东亚儒学文化圈各国发挥了主导文化的作用，还对世界文明以及宋代以后中国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宋代文化 时代特点 历史地位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 代。宋代文化既有对其前文化的继承与吸收，也 有其时代自身的推陈与出新，对其后的中国文化 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至今为止，宋代文化 的研究成果并不少见，本文则试图从总体上探讨 宋代文化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地位。 　　 　　一、宋代文化的时代特点 　　 　　陈寅恪曾指出：“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为 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 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 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宋代文化是由中 唐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型文化，学术界已有 “宋型文化”的提法与界定，也不失为进行文化 分析的有用范畴。按周一良的说法：普遍存在于 各个文化领域并反映文化的本质特征与民族精神 的因素，可以称为深义文化。准此而论，宋型文 化也应该有其反映本质特征与民族精神的因素。 大体说来，可以概括为几个方面。 　　1．多元并存的兼容精神 　　陈寅恪认为：“六朝及天水一朝思想最为自 由”。宋代自太祖、太宗起，崇文抑武就立为祖 宗家法。“优待文士”、“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 人”等具体而微的政策导向与家法规定，导致政 治氛围相对宽松，文化管理较为开放，有利于形成 多元并存的兼容精神。 　　兼容精神成为宋代知识分子的一般价值取 向，这在宋学的开放性与自由度上表现最为充分。 表现之一，宋学各派能够“学统四起”，宽容并存。 神宗以后的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与苏氏蜀学，南 宋中期的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与浙东事功学派， 虽然主张不一，甚至针锋相对，但都落在同一政治 文化的框架之内。不同学派之间也能够实事求是 肯定对方学术的可取之处。程朱学派尽管对王安 石学术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但朱熹仍认为“王氏 新经尽有好处”。表现之二，理学本身能够兼收 并蓄，为我所用。宋代重要的思想家无论是程朱 派，还是心学派，几乎都有“出入释老”的经历，援 佛人儒或援道人儒，吸收改造佛、道关于宇宙论和 认识论的成果，来重建自己的理论体系。 　　兼容精神也鲜明表现在宋代儒、佛、道三者关 系上。宋朝君主公然承认“三教之设，其旨一 也”，明确号召“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 世”。两宋时期以儒学为主体，以佛、道为辅翼的 文化格局最终形成，三者基本上和平共处，相安无 事。不仅新儒学各家出入佛老，佛门也在学理上 融合儒道，名僧智圆被陈寅恪推许为“于宋代新 儒家为先觉”，他就宣称“三教之大，其不可遗”。 道教则从佛教哲学中汲取养分，将其融人自身的 养生思想，进一步向儒家士大夫渗透；同时吸纳佛 教因果轮回思想与儒家纲常伦理学说，向普通百 姓渗透。在士庶日常生活中，儒、佛、道更是并行 不悖，不但儒家学者与名僧、高道有密切的往还， 普通百姓读儒书、拜佛祖、做斋醮更是习以为常。 　　兼容精神还表现在宋代文化雅俗互融的关系 上。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起，宋 代精神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世俗化的倾向。士大 夫不仅以宽容的态度接纳了世俗流行的下层文 化，也有意让土大夫文化走上了由雅而俗、俗中求 雅的发展道路。在文学领域，雅文学与俗文学之 间，呈现出突破文体畛域进而融会贯通的趋势；以 诗文言志传道，以词曲言情游戏，在宋代土大夫的 文学活动里能够各得其所；及至苏轼以后，又在词 这一俗文学体裁中，加入言志传道的传统内涵。 在艺术领域，不仅院体画、文入画与民间画齐头并 进，各臻繁荣，张择端、李嵩等画院画家更以《清 明上河图》与《货郎图》等反映世俗生活的佳作而 闻名于世。在宗教领域，影响宋代的最大佛教门 振是雅化的禅宗与俗化的净土宗，前者主要流行 于士大夫阶层，后者主要普及于普通民众。但禅 宗从唐代慧能以来的不立文字，向宋代文字禅的 蜕变，本身就是以俗兼雅的趋势；而宋代悦禅的学 者兼弘净土的不在少数，则反映了雅俗兼容的取 向。大足石窟与晋祠宋塑所凸现出来的世俗化倾 向，也折射出宗教艺术中雅俗兼容的文化特征。 　　正是在这种兼容并蓄的过程中，宋代的士农 工商不断吸收、消化、借鉴、融合其他异质文化，创 造出灿烂辉煌的宋代文化。 　　2．开放批判的创新思想 　　宋代文化决不是人们误解的那样，纯然是封 闭保守的，而是一种开放创新的文化类型。这种 创新意识，在宋代文化各个领域几乎都有出色的 表现。 　　首先是思想领域的疑经思潮。宋儒一反对前 代儒家迷信经典、谨守故训的传统，先是对汉唐传 注，进而对经典本身表示怀疑。疑传派主要活跃 于宋仁宗亲政以前，代表人物有孙复、石介等。疑 经派从仁宗亲政后发难，以欧阳修怀疑《周易》为 最早，直到宋季王柏怀疑《诗》《书》，始终绵延不 绝，代表人物包括李觏、张载、程颢、程颐、刘敞、司 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郑樵、朱熹、叶适等130 位知名人士，怀疑对象遍及儒家十三经。疑经思 潮摇撼了儒家经典的神圣地位，有突破藩篱、解放 思想的作用。宋学思想家不避权威而好持异论， 由疑古非圣进而议古拟圣，分别撰写了“自出议 论”的思想著作，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继先秦诸子 百家以后又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 　　其次是政治领域的改革思潮。整个两宋， “变风俗，立法度”的改革思潮始终居于时代的主 流。王禹偁是改革思想的早期先驱，其后“方庆 历、嘉枯，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李觏即其代 表；而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王安石推动的熙丰 变法，更是宋代改革思潮的杰出实践。向来被视 为反变法派的司马光、苏轼等人实质上也主张变 革，各方争论焦点仅仅在于如何进行改革。南宋 浙东事功学派仍以政治改革为其核心内容，而朱 熹作为其论敌也有政治改革的强烈诉求。直到理 宗晚年的文天祥，还在不断呼吁政治改革。 　　再次是佛教领域的别开生面。慧能在中唐创 “不立文字”的禅宗，实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佛 教。宋代又有创新，通过“颂古”、“拈古”、“评 唱”，“击节”等文字禅的形式，把禅宗特有的思维 方式推到了更为成熟的阶段，将对外在天国的追 求转变为内在的心理调适，真正达到了“以佛修 心，以儒治世”的境界，使其更受士夫的欢迎。道 教在宋代也有重大创新，鉴于外丹道颇难实证的 经验教训，陈抟、张伯端等吸收了儒家的纲常伦理 与禅宗的心性之学，建立了完善的内丹学，取代外 丹术成为道教修炼的主流，为金元之际新道教的 出现奠定了基础。 　　复次是文学领域的推陈出新。紧接着唐代文 学的恢宏辉煌，宋代文学在创新上面临着严峻的 挑战。但宋代文学家大胆尝试“以文为诗”、“以 诗为词”、“以文为词”，“以散文为赋”，也使宋代 文学取得了有别于前代文学的相应成果。而杰出 的文学家又注重个人文风的标新立异，“言语文 章，未尝相似”；以散文而论，欧、王、苏、曾都有 独特的风格，各极其致而各异如面。《沧浪诗话》 的“以禅喻诗”，也在文学批评领域独辟蹊径，别 出机杆。 　　3．积极实用的经世理念 　　宋型文化是积极昂扬的人世型文化，讲究履 践，注重实用，强调经世，从根本上关注入怎样生存 发展、国家如何安宁强盛，体现出一种淑世情怀。 　　宋代文化的经世理念在各文化领域有广泛的 表现。在教育领域，宋人强调“圣门实学，贵在履 践”。胡瑗在苏湖教法中“时取当时政事，俾之折 衷”，还设立边防、水利等专门学科，培养实用人 材。张载在关中讲学，也是“语学而及政，论政而 及礼乐兵刑之学”。”在史学领域，经世理念表现 为：一是注重当代史的编撰，为现实服务；二是重 视春秋学的研究，严华夷之辨；三是强调史论的发 挥，以借古讽今；四是标榜治史的宗旨，在以史为 鉴。在科技领域，解决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成为 宋代科技的主旋律。方志的兴起，是地理学服务 社会的直接结果；快捷运算术与相关专著的推广， 则是数学满足商业繁荣的成功尝试；水罗盘的发 明，是物理学对海外贸易的卓越贡献。 　　宋学并不如人误解的那样只是空谈性理，同 样鲜明反映了经世理念。李觏被胡适称为是一个 未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而范仲淹引《周易》穷通 之说作为庆历新政的理论依据，荆公新学成为熙 丰变法的指导思想，则是宋学经世理念两次大规 模的社会实践。即以理学一贯讲求的“内圣外王 之道”而论，“内圣”的最终目标还是落在“外王” 上，也就是得君行道，治国平天下。从二程到朱陆 都曾是企求“外王”的实践者，理学完全转向内省 是在南宋晚期以后。至于浙东事功学派的各家学 者陈亮、叶适、吕祖谦等，他们的学术思想与治学 方法都明确揭出“经世致用”的旗帜。正如余英 时所指出：“事实上，政与学兼收并蓄不仅朱熹为 然，两宋士大夫几无不如此。” 　　这种经世理念在士大夫身上突出表现，就是 “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人格基本铸成，并将这种责 任感与使命感倾注于经世济时的建功立业中，实现 自我的生命价值。有学者认为：“无论就思维方式 或行动风格说，宋代士大夫作为一个社会集体都展 现了独特的新面貌，相形之下，不但前面的汉、唐为 之逊色，后来的元、明、清也望尘莫及。”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载 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的号召，”都是这种理想人格的最好表 述。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理念，与宋朝内外 危机相结合，便变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忧患意 识在太学生中也相当普遍，早在宋神宗时期，太学 生的清议就号为“无官御史台”，而太学生领袖陈 东在靖炎间领导爱国军民的请愿运动，不畏牺牲， 更是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 　　4．中庸内省的理性态度 　　宋学的兴起，促进了理性主义的发展。宋学 熔铸自然、社会、人生为一体，涉及政治、思想、人 性、教育各个领域，它不拘泥于章句之学，而是注 重义理之学，在塑造宋代文化的性格特征上起了 关键作用。宋学各派，尤其是理学各家都重视哲 理思辨。他们以“理”说“天”，把“天人合一”的思 想推向了新高度；他们提倡格物致知、内省慎独来 发明本心，主张严格的道德自律；他们为内圣外王 之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内圣无非明天理，外王无非 行天理。开国大臣赵普回答王朝缔造者宋太祖 “天下何物最大”时认为“道理最大”，太祖一再称 是，已经透露出宋代文化的理性特质。 　　宋代文化的理性态度，在各个文化领域有着 普遍的反映。即以文学艺术领域而言，“宋人诗 主理”，成为宋诗的鲜明胎记，也是其区别于唐诗 的基本特征；宋人一向为人诟病的“以议论为 诗”，说到底，就是试图以议论来说理，正是理性 主义对诗歌的热切干预。后人也不难在大足石刻 与晋祠宋塑中发现，在这些以宗教为主题的作品 里，宗教的迷狂成分基本蜕尽，而充溢着对世俗生 活的理性追求。 　　由于历史的转捩，宋代文化的理性精神有一 个不断转向内在的演变过程。宋学日渐偏向于 内省自求的发展路向，更注重心性义理的探索，讲 究诚意修身的功夫。这种以心为主、以意为主的 内省态度，从儒学开始，渗透蔓延到社会文化的各 个层面。于是，日常生活中就只有天理而抹杀人 欲，文学创作中就重意而不重象、绘画作品中就重 神不重形，连科学技术研究中也有唯理而不唯物 的倾向。 　　5．激烈高昂的民族意识 　　两宋时期，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周边民族 相继立国，在吸收中原王朝先进文化制度同时，也 高扬作为统治民族的主体意识。而两宋在其三百 余年间，始终受到来自北方民族国家的环伺紧逼， 甚至于故土沦陷，政权南迁，面临着生死存亡的现 实威胁，故而民族意识应时而起，空前高涨，构成 了宋代文化的强烈底色。 　　民族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表现，就是尊王 攘夷口号的重新提倡。欧阳修指出：“四夷不服， 中国不尊”。在这一思潮推动下，《春秋》学成为 经学研究的显学，清代四库馆臣也发现“说《春 秋》者莫夥于两宋”。宋儒通过发挥《春秋》尊王 攘夷的微言大义，强调“尊君父，讨乱贼，辟邪说， 正人心”，试图在文化上做到夷不乱华，用夏变 夷，维护大一统。这种意识在诗词、话本、书画等 作品中多有反映。 　　靖康南渡后，南宋的政治空间与地理空间更 见逼仄。忧时伤离的情绪弥漫民间，收复中原的 呼吁遍及朝野，“君父之仇，不与共戴天”，民族 意识遂凝聚为浓郁的恢复情结。这种情结，在放 翁诗、稼轩词里能够感受到它的剧烈脉动，在《中 兴四将图》(刘松年)、《晋文公复国图》(李唐)等 历史画中也能领会到它的深沉寄托，几乎贯彻在 各种文化形式中。 　　随着民族战争的硝烟不绝，民族气节与爱国 情怀成为两宋时期弥漫朝野的普遍风尚。在宋学 的鼓吹下，民族大义在宋代，尤其在南宋大为凸 现，“尽忠报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成为 上至将相下至士庶普遍认同的道德规范。这种名 节观念在宋学、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有反映： 宋学从正面鼓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史学对 冯道的评价直斥其“无廉耻”，文学有宋季文天 祥、谢枋得、谢翱、郑思肖等以血泪甚至生命写成 的正气歌。当然，民族主义的高扬并不只是冲突 与对峙，也包含着融合与交流，企盼着平等与和 睦。历史画《便桥会盟图》、《文姬归汉图》，都传 达了睦邻友好、和平共处的愿望。 　　6．深入普及的平等观念 　　由于唐宋之际在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上一系 列的深刻变化，兼之公平开放的科举制度，与“不 抑兼并”的土地政策，在身份与财富上，各阶级阶 层都处于流动不居的状态中，从而催生了人们对 平等观念的朦胧向往。宋学家提出“民吾同胞， 物吾与也”，强调的就是这种平等观念；而民间也 已对士农工商一视同仁，指出“此四者皆百姓之 本业”。这种平等观念，反映在朝廷大政上，就 是推尊言官，鼓励议论，“与天子争是非可否”； 反映在社会风习上，就是“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 问阀阅”。 　　自由精神与平等观念是一物之两面，也浸润 在宋代文化中。对当时学术现状，王安石总结为 “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程颢概括成“人执己见， 家为异说”，既反映了宋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繁荣局面，也足见宋学对平等精神与自由议论 的执著追求。而平等自由观念直接催生了宋儒对 儒家经典的怀疑精神，怀疑精神又促进了创新意 识，为宋代文化注入了勃勃生机。北宋中期以后， 文人画与尚意书风的同时崛起，实是士大夫的独 立意识与自由精神在书画领域的折光。 　　平等观念也深入到下层民众之中，反映在起 义农民的纲领口号上。相对于晚唐王仙芝起义自 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北宋初年王小波则公然宣 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到北宋末年方 腊有意把《金刚经》中“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改读 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以抨击社会不平等的 本质。南宋初年钟相、杨么起义更进一步指出： “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 均贫富。”起义农民在纲领口号上的重大变化， 反映了他们平等观念的历史演进，既是时代的产 物，也是这种观念深入人心的有力印证。 　　倘若与唐型文化相比较，宋型文化的时代特 征就更加鲜明与凸现。相对说来，以文化性质而 言，唐型文化是官僚贵族的文化，宋型文化是士大 夫平民的文化；以文化特色而言，唐型文化奔放恢 宏、敦厚丰腴而富丽堂皇，宋型文化严谨含蓄、风 雅清瘦而精致细腻；以艺术风格而言，唐型文化华 赡凝重而进取外倾，宋型文化幽淡清新而收敛内 省。这种文化特征的区别，当然是大体而言，并不 否定宋型文化对唐型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长河中 的继承关系。 　　 　　二、宋代文化的历史地位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捩时期， 元人把宋朝与汉、唐并称为“后三代”，而作为“后 三代”最后一个王朝，其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一 直穿透到近代。最早意识到宋代特殊地位的，是 明代史家陈邦瞻。他在《宋史纪事本末叙》中说： “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 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 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变未极，则治 不得不相为因。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 持，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 趋之，而势固然已。”他已经觉察到宋代对其后历 史的影响，“有汉、唐之所不能臻者”。进入近代， 思想家严复进一步明确指出：“若研究人心政俗 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 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 就，什八九可断言也。”无独有偶，美国中国学家 也有类似的见解：“唐代后期与在此之后的宋代 (960—1276)组成后来中国历史的最初阶段”， “这时的文化直至20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 化。其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是中国最典 型的东西，至少在唐代后期开始萌芽，而在宋代开 始繁荣。” 　　对宋代文化的历史地位最先作出高度评价 的，是国学大师王国维，他认为：“天水一朝人智 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 所不逮也。”史学大家陈寅恪推崇宋代文化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巅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 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他欢喜赞叹道：“天 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这些 论断已经成为评价宋代文化的经典性结论。 　　著名宋史学家邓广铭对宋代文化的一系列论 述，是对陈寅恪经典论断的进一步发挥。他先是 认为：“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 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 说是空前绝后的。”这一评价与陈寅恪的“造极 说”的表述基本一致。但他后来对宋代文化空前 绝后的评价略有修正：“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 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 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 度。”“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 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 明之所不能及”。”他似乎有意把明清之际西学东 渐以后的中国文化划出了比较的时段。实际上， 陈寅恪的“造极说”，主要着眼于宋代文化的总体 精神，而邓广铭后来的修正主要着眼于西学东渐 以后中国文化添加进前所未有的新成分。但无论 如何，正如邓广铭所说：“宋代文化发展所达到的 高度，在从十世纪后半期到十三世纪中叶这一历 史时期内，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地位的”。费正 清也有类似评价：“唐宋两朝蓬勃兴起的中国文 明，似乎超过欧洲是毫无疑问的。” 　　陈寅恪有“中古民族文化之史”的说法，宋代 正处于“中古民族文化之史”终结转型的关键时 段。而按黄仁宇的观点，宋代则处在中国古代第 二帝国(唐、宋)终了。总之，宋代文化在中国文 化史上处于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以思想学术而言，历来是“汉宋”对举，“宋 明”并称；“汉宋”对举说明由“汉学”转型为“宋 学”的重要性；“宋明”并称说明宋学对后世思想 的影响。宋学作为宋型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中国 古代学术思想的新巅峰。宋学流派纷呈，各臻其 妙，大师叠出，群星璀璨，为先秦诸子百家以来所 仅见。宋学形成了与汉学迥然不同的新体系、新 方法与新学风，是中国古典思想发展历程中最后 阶段的代表形态，给予明清思想学术的发展路径 以深刻的影响。宋学不仅是一种学术思潮，而且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对古代中国后期的民族素质 与价值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朱熹作为宋学 的集大成者，陈寅恪认为：“朱子之在中国，犹西 洋中世之阿奎纳斯，其功至不可没。” 　　以文学艺术而盲，古文运动以“唐宋”连称， “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据了六席。宋代诗歌不 仅在唐诗之外，标举了宋词这一富有时代性特征 的品牌，而且在唐诗之后另辟蹊径，创造性地开拓 了宋诗的新境界，影响直到清末民初。唐宋诗优 劣高下之争经久不绝，还是钱钟书论断中肯：宋人 学唐诗而不像，“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 所在”，因而宋诗完全有资格在中国诗史上与唐 诗双峰并峙，两水分流。宋代诗话大量涌现，为文 学批评创造了新样式，并出现了《沧浪诗话》这样 具有现代审美特征的开创性的理论著作。宋代话 本为中国小说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迎来了 明清小说的繁荣局面。宋代杂剧成为元代戏剧的 的先驱，南宋戏文构成元明南戏的源头。宋代文 学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是显而易见的。绘画向来 以唐宋或宋元并称，宋代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高峰 期，有研究者认为：“吾国画法，至宋而始全”。 宋代工艺美术造型、装饰与总体效果堪称中国工 艺史上的典范，成为明清工艺争相仿效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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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石刻，位于重庆市大足县境内。大足石刻始于晚唐，历经五代而盛于两宋，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中的忧秀代表。石窟多达76处，共有造像6万余躯，石刻铭文10万余字，总称大足石刻。其中，尤以北山摩崖石刻和宝顶山摩崖石刻最集中。 北山，即古龙岗山，共290龛窟。著名龛窟，如心神车窟，窟正中之皤龙“心神车”尤为奇伟。其间净宝瓶观音、多罗、文殊、玉印观音、如意珠观音、普贤、日月观音、数珠手观音等，雕刻对称，严谨有序，浑然一体。八躯菩萨像，丰腴圆润，典雅大方，为此间石刻之精华。北宋著名书家蔡京所书《赵懿简公神道碑》，碑高3.7米，宽1.37米，书法艺术价值较高。 宝顶山，风景幽丽，共13处石刻，以大佛湾和小佛湾规模最大。大佛湾为幽深的马蹄形山湾，雕刻分布在东、南、北三面，先以小佛湾为蓝图，后在此雕造。由19组佛经故事组成的大型群雕，各种雕像达15O00多躯，设计之精巧，竟无一雷同，破了“千佛一面”之说。宝顶圆觉洞，为整石开凿，宽敞如室。洞正壁刻佛像三尊，主佛前有跪菩萨一尊，俯首合十，恭敬虔诚，左右壁为十二圆觉菩萨，跌坐莲台，妙丽庄严，姿态不一，衣服、肌肉质感真实，似薄纱突身，衣裙流畅自如。壁间刻楼台亭阁，人物鸟兽，花草树木，幽泉怪石，近似写实作品，是大佛湾雕刻的精华。 大足石刻，“凡佛典所载，无不备列”，在艺术上“神的人化与人的神化”达到高度统一。 内容摘要：过去一向表现为清净、庄严、神圣的寺庙也不能幸免于商品经济强有力的冲击。大足作为宋代巴渝市民的佛教圣地，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它的神圣灵光变得黯然无彩，其宗教艺术渗透着强烈的世俗化思想意识。 关键词：宋代大足石刻装饰特征市民意识表现 一、宋代大足石刻装饰特征 大足石窟主要由北山和宝顶山石窟组成。 宋代大足北山石刻装饰特征与巴渝市民意识探微 北山摩崖造像近万尊，主要为世俗祈佛出资雕刻。这些造像题材在当时民间极为流行，是佛教世俗化的产物，异于中国前期石窟。 其中公元10世纪后期至12世纪中叶的宋代造像题材广泛，数量最多，在全国宋代石窟中首屈一指。其中，尤以观音像最为突出，被誉为“中国观音造像的陈列馆”。这一时期的作品更加贴近生活，体现了宋代的审美情趣。它没有汉代画像的苍劲古拙，也不具备南北朝造像的巍峨伟岸，更不似唐代造像的雄浑壮丽，它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清丽俊逸，而这种变化又离不开继承与借鉴。在继承传统技巧方面，我们明显地看出，在造像人物的衣褶上，有着从汉代画像流传下来的“曲铁盘丝”般的线条；在菩萨的宝冠和衣饰上有着典型的传统装饰；在大起大落的块面划分上，在浑圆刀法的运用上，仍能看出犍陀罗艺术的影响。

石篆山位于大足县城龙岗镇西南。造像开凿于1082年至1090年，崖面长约130米。 石篆山石刻是典型的佛、道、儒“三教”合一造像区，在石窟中非常罕见。其中，孔子龛正壁刻我国大思想家、儒家创始人孔子坐像，两侧壁刻孔子最著名的十大弟子。这在石窟造像中，实属凤毛麟角。 三身佛龛中的老君龛，正中凿我国道家创始人老子坐像，左右各立7尊真人、法师像。据造像记得知，以上3龛造像均为大庄园主严逊出资开凿，同时为当时著名的雕刻匠师文唯简等所雕造。

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 中文名称：大足石刻 英文名称：The Dazu Rock Carvings 批准时间：1999年12月 遗产种类：文化遗产 遗产遴选标准：根据世界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I)、(VI)，大足石刻中的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五处摩崖造像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　　大足地区的险峻山崖上保存着绝无仅有的系列石刻，时间跨度从公元9世纪到13世纪。这些石刻以其艺术品质极高、题材丰富多变而闻名遐迩，从世俗到宗教，鲜明地反映了中国这一时期的日常社会生活，并充分证明了这一时期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和谐相处局面。 ●概况：　　大足石刻位于中国西南部重庆市的大足等县境内，这里素有“石刻之乡”的美誉。大足石刻最初开凿于初唐永徽年间（公元649年），历经晚唐、五代（公元907～959年），盛于两宋（公元960～1278年），明清时期（公元14～19世纪）亦有所增刻，最终形成了一处规模庞大，集中国石刻艺术精华之大成的石刻群，堪称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与云岗石窟、龙门石窟和莫高窟相齐名。　　大足石刻群共包括石刻造像70多处，总计10万余尊，其中以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五处最为著名和集中。　　北山石刻位于大足县城西北2公里处，始刻于唐景福元年（公元892年），至南宋绍兴年间（公元1162年）结束。北山石刻共有摩崖造像近万尊，主要为世俗祈佛出资雕刻。造像题材共51种，以当时流行的佛教人物故事为主。它是佛教世俗化的产物，不同于中国早期石窟。北山造像以雕刻精细、技艺高超、俊美典雅而著称于世，展示了中国公元8世纪至14世纪时，民间佛教信仰及石刻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　　宝顶山石刻位于大足县城东北15公里处，始刻于南宋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至南宋淳佑九年（1249年）结束。宝顶山石刻以圣寿寺为中心，包括大佛湾、小佛湾等13处造像群，共有摩崖造像近万尊，题材主要以佛教密宗故事人物为主，整个造像群宛若一处大型的佛教胜地，展现了宋代（公元960～1278年）石刻艺术的精华。 　　南山石刻位于大足县城东南，始刻于南宋（公元1127～1278年）时期，明清两代亦稍有增补。南山石刻共有造像15窟，题材主要以道教造像为主，作品刻工细腻，造型丰满，表面多施以彩绘。南山石刻是现存中国道教石刻中造像最为集中，数量最大，反映神系最完整的一处石刻群。石篆山石刻位于大足县城西南25公里处，始刻于北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至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结束。造像崖面长约130米，高约3～8米，共10窟，是中国石窟中典型的佛、道、儒“三教”结合造像群。　　石门山石刻位于大足县城东20公里处，始刻于北宋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至南宋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结束。凿刻有造像的崖面全长约72米，崖高3～5米，共16窟，题材主要为佛教和道教的人物故事。此外还包括有造像记、碑碣、题刻等。石门山石刻是大足石刻中规模最大的一处佛、道教结合石刻群，其中尤以道教题材诸窟的造像最具艺术特色。作品造型丰满，神态逼真，将神的威严气质与人的生动神态巧妙结合，在中国石刻艺术中独树一帜。　　大足石刻以其规模宏大，雕刻精美，题材多样，内涵丰富，保存完整而著称于世。它集中国佛教、道教、儒家“三教”造像艺术的精华，以鲜明的民族化和生活化特色，成为中国石窟艺术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史料，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公元9世纪末至13世纪中叶中国石刻艺术的风格和民间宗教信仰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石刻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具有前代石窟不可替代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1999年12月1日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因为满足世界文化遗产下列评定标准而登录：(i)代表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一种创造性的天才杰作；(ii)能在一定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对建筑艺术、纪念物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方面的发展产生过大影响；(iii)能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1999年12月1日根据世界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Ⅰ)(Ⅱ)(Ⅵ) 在摩洛哥历史文化名城马拉喀什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3届会议上表决通过，将我国大足石刻中的北山、宝顶山、南山、石篆山、石门山五处摩崖造像，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中国申报的世界遗产只有一项获得批准，那就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这也是我国的洞窟石刻类遗产在1987年莫高窟之后的第二次入选。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大足地区的险峻山崖上保存着绝无仅有的系列石刻，时间跨度从9世纪到13 世纪。这些石刻以其艺术品质极高、题材丰富多变而闻名遐迩，从世俗到宗教，鲜明地反映了中国这一时期的日常社会生活，并充分证明了这一时期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和谐相处局面。